我非常推崇白居易，读孙毅安此文如芒刺在背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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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耕夫呓语
写在前面：这两天看到“二湘空间”发了两篇孙毅安老师写白居易的文字，略有感慨。孙毅安老师在二湘空间以前发的一些文章，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语言诙谐幽默中透着些许悲情，读来含泪带笑，我很喜欢。
但不知为何，却要拿唐朝诗歌大咖开骂，让人感觉有点无厘头。其实，要想骂唐朝诗人，最好去骂宋之问。宋之问这个人，诗写得好，但他的人品，历史上早有公论。
我非常推崇白乐天的新乐府诗歌，算是一个“白粉”吧。读了孙毅安老师的文章，如芒刺在背，有点不自在。当然，如何评价古人，各说各话，文字自由。
窃以为，挖唐朝大诗人的风流韵事，没多大意思，毕竟，在那个时代，纳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被允许的。这比当世的有些贪官污吏们包养众多的小三、情妇，要光明磊落地多了。盛唐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带来政治上的自信和诗歌艺术的繁荣，民风很开放。到了武曌当政时，还制定法典，允许妇女离婚、再嫁。
白乐天是一位名冠千古的诗人，文如其人。评价他这个人，还是要立足于他在新乐府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方为正途。
白居易（772—846）图源网络
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一位诗人徘徊在浔阳江头，望着江枫渔火，荻花秋月，，想起了同样遭贬的好友元微之，不禁思绪万千，提笔为好友写下了五首劝勉诗，下面是其中的第三首。
放言 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唐代有三位诗歌巨匠，李白杜甫之外，就是这首诗的作者——白乐天。
白居易少年聪慧，十几岁的时候，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去拜谒诗界前辈顾况，顾况没把这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于是拿他的名字开涮，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言下之意，你这个低端人口，想在京城混日子，难！及读其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遂慨叹“我谓斯文遂绝，今复得之矣。前言戏之耳！”
白居易一生著述颇丰，传世诗作达三千余首，在唐诗数量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在解读白居易的这首诗之前，必须先提到一篇文，一个人。文是白居易的那封著名的书信——《与元九书》。人就是白居易给他写信的那个人——元九。元九何许人也？他名元稹，字微之。
这两位仁兄，是中唐诗坛的双壁。两人是同乡，又是同一批次考取的公务员，又都是文学爱好者，所以，常以诗文互答的方式探讨立言、立身、立德之道，在仕途荣辱和宦海浮沉中互勉互励，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他们的友谊，大概已经落伍，我们就用现代比较时髦的说法，是一对诗坛好基友。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称两人的关系是“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得志时以诗互相警醒，失意时以诗互相提气，孤独时以诗互相安慰，共处时以诗互相娱乐！
呜呼！有此等知音，得一人而此生足矣！
元稹（779—831）图源网络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元稹被贬为江陵参军，两人在仕途上双双失意时，白居易写给好兄弟的一封长信。这封长信，夹叙夹议，其情之真，言之切，意之长，感人肺腑，堪称经典。读这封长信，千年前，长夜时，孤灯下，一位诗人文思泉涌，奋笔疾书，向着远方的知己尽情倾诉衷肠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军人物。这篇书信可以说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的总纲领，在我国古代文学史的地位中举足轻重。它同时又是二人深情厚谊的见证，更是白居易为人、为官、为文的宣言，是白居易的“核心价值观”的真切体现。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回这首诗上。这是白居易和元稹的答和诗之一，与《与元九书》当属同一时期的作品。元稹被贬江陵期间，写了几篇慨叹物是人非的作品以抒胸臆。白居易在军阀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这件事上，因僭越进言而触怒了朝廷，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元稹生于公元779年，比白居易小七岁，出道迟，阅历浅，对于官场失意，未免患得患失，心灰意冷。因而，两位诗友常常以诗唱和，互相勉励。这首诗，可以看做是他给好兄弟写的官场励志诗。
据传，白居易每诗成之后，必先读与村妇田夫听，他们听懂了，他才认可自己的诗。白居易的这首诗，浅显易懂，明白如话。
这首诗，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界的两种事物，引用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形象而又雄辩地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的言行是否一致，表里是否如一，不能只看他一时一事的做派，而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开首两句，“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是全诗的总起。“钻龟与祝蓍”是殷商时代议事决策时用的一种占卜方式，在龟甲和牛骨的一面钻孔，用火薰烧，另一面出现的裂纹，称之为“兆”，占卜时通过兆的形状来判断吉凶，或用一种蓍草的茎的分叉来占卜吉凶。结合下文，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判断一个人的真伪、善恶，不必用占卜的方法去推测。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古人认为，一块良玉，在烈火中煅烧三日而色泽不变，才是一块真正的美玉。一棵树木，是否是栋梁之材，要等它生长七年以后才能显现。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用两个典故而指出两个历史名人截然不同的人格。周公和王莽，这两个人，历史的评价，一忠一奸，一贤一佞。身居高位而不改初衷，手握重权而不忘初心者，是为君子！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最后两句，以假设和诘问做结尾，耐人寻味，给人启发。假如周公在返政之前，王莽在篡位之先都死去了，那么，此二人的真面目岂非被历史颠倒，真相将永远被埋没，后世之人再也无法明辨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人言可畏鹿为马！
这两位诗坛好基友的人生结局大相径庭。白居易不畏权势，淡泊名利，在中晚唐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的混乱黑暗的政治局面下，得以保持晚节，全身而退，74岁寿终正寝。元稹没有在惨烈的政治纷争中稳住身心，最终投靠在宦官门下，虽然官位得以擢升，却于52岁时病死在省长和军区司令员的职位上。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的品性我做主！兄弟，好好活着！时间之利刃可戳破一切虚伪和谎言！岁月之劲风能把唾沫星子送回流言者自己的面颊上！
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清新的诗。
村夜
作者在一个深秋的月明之夜，独步村野。田塍之上，霜草蒼蒼，秋虫切切。一轮玉盘高悬中天。清芬的月光倾泻在荞麦花上，如同遍野的白雪。
这首清新的七绝，明白如话，朗朗上口。其所营造的氛围和意境，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读后让我们仿佛真的在秋夜的田野上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暢彻肺腑。
别以为作者是一个吟花弄月的小资情调的诗人。非也，他是继诗圣之后，唐代诗歌中又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
读他的描绘自然风光的诗，有沁人心脾的感觉。但读他的新乐府诗，却如滚石惊雷，震撼人心。
天地一沙鸥（杜甫诗句刊石，耕读堂藏印）
纵观唐代诗歌，我们常把李杜说成是唐诗的两大高峰。其实，在群星熣灿的唐诗的天空里，有三颗最耀眼的星，除了李杜，还有一位巨星，就是这首诗的作者----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公元772年（大厉七年），卒于公元846年（会昌六年），享年74岁。
古人讲个人的自我完善和标榜，有三立，即立德、立行、立言。这三立，无外乎从为人、为政（官）、为文三个方面所表现出来。而白居易在这三个方面，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上面那首清新的小诗，作者把它称之为“闲适诗”。但奠定白乐天在唐诗以致于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他竭力推崇和提倡的“新乐府”诗歌运动。
老白在唐代诗人中排在李杜之后行老三，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新乐府运动”，说白了，就是要求文人别老是吟花弄月，无病呻吟。他提倡，文人就要用他的笔来反映社会现实，讽刺时弊，让当政者警醒。
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是中晚唐的过渡时期，朝廷昏庸腐败，党朋争利，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动荡。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诗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民生疾苦的执政理念。
白居易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家，不光是因他的诗文，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的为人的独立人格和傲骨，为官的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忧国忧民，关心百姓疾苦的高风亮节。
他和元稹是铁杆的诗友。两人积极提倡新乐府运动，开创一代诗风，时称“元和体”诗歌。他极其崇尚一代诗圣杜甫的现实主义作品，提倡以诗文反映现实，整顿时弊。他的新乐府诗歌，明显的受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的影响，把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与底层人民的悲哀困苦放在同一诗篇中，使诗歌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产生艺术震撼力，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风格。
白居易曾官左拾遗，是一种专门为皇帝提意见的官。这个官，如同现在的纪委书记，恐怕也是走走形式，装装门面而已。但是，白居易却是要玩真格的。他的谏言和他写作的新乐府诗，曾让宪宗皇帝大发牢骚“白居易这个小子，太不知好歹。我给他名位，他却整天罗里吧嗦，对我丝毫不尊重，孰不可忍”。公元815年，藩镇军阀李师道刺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义愤填膺，上书要求严惩凶手。其时，白居易已不担任谏官之职。越位说话，摆不正位置，老大终于翻脸了。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天的江西九江市）司马。
叙事名篇《琵琶行》就是这期间写作的。
白居易不畏权贵，轻视名利。面对错综复杂的党朋权利之争，他不屑一顾，表现得气定神闲，超然于外，“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对这种争名夺利的官场角逐，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而他的知音好友元稹，一开始也是跟着白居易做愤青，但是龙颜一怒，他就害怕了，学乖了，为了名利而低下高傲的头颅，为了仕途，而卑躬屈膝于宦官门下。
稍晚一点的李商隐就很不幸，成为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他是牛党大佬令狐楚的门生，后来又做了李党成员王茂元的女婿，两边不是人，只能在诗歌里哀怨婉叹，四十五时郁郁而终。
白居易后来虽复又被召入宫，但是目睹皇帝的昏庸腐朽，他主动请求下基层作地方官。公元822年，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之日，正是他的诗友元稹拜相之时。
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疏浚西湖，泻引湖水，旱灌涝排，造福一方黎民。其人、其政，连同其文，成为千古佳话，载入史册。
白堤
白居易在杭州任职三年，在他即将告别杭州，赴任苏州刺史时，面对万人空巷，挥泪而别的杭州父老，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稅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
我们打开《唐诗三百首》，会发现，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中，所录白居易的诗篇，除了《琵琶行》、《长恨歌》这两首广为流传的感伤诗和几首无关痛痒的闲适诗，而对于白居易诗歌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影响最大的新乐府诗，却一首未选。
何也？《唐诗三百首》的编撰者蘅塘退士孙洙是乾隆间进士，以他的学问，不可能不了解白居易在唐诗中的地位和影响。非不为也，而不敢为也。清朝是外族统治汉人，对汉族数千年的文化怀着敬而且畏的心态，其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推行文化恐怖政策。
白居易是一个高产的诗人，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传世的诗文就多达三千多篇。他把他的诗集分为四类，一为“讽谕诗”，二为“闲适诗”，三为“感伤诗”，四为“杂律诗”。他对这些诗的分类所下的定义是：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发，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
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己最为欣赏和客观影响最大的是“讽谕诗”，这包括他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在这些诗里面，作者深切同情下层人民的困苦与无奈，毫不留情地鞭挞统治者的荒淫暴虐。
那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以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的卖碳翁；那个为了逃避残酷的兵役，而偷偷用一块大石头砸断自己的手臂——“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臂”的新丰折臂翁；那个“玄宗末年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的老宫女，“唯向深空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诗歌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无一不是对统治者的血泪控诉。
权贵者们却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在《红线毯》中，豪门大宅广阔的殿宇，铺上豪华的大地毯，“披香殿广十余丈，红线织成可殿铺”，他在诗的末尾愤慨道“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轻肥》中，他讽刺那些穿轻裘，骑肥马的宦官们的飞扬跋扈，酒足饭饱的姿态，“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接下来两句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入肌入骨的鞭挞，难怪要使豪权近贵们闻之色变、咬牙切齿矣！
我们可以从老白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看到他的文学主张和提倡新乐府运动的良苦用心。
他作诗文的目的是什么呢？曰“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从而“补察时政，导泄人情”。那么，应该作什么样的诗文呢？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老白在用他的诗歌放炮时，让围在皇帝身边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逢迎拍马，蝇蝇苟苟的人读了有什么感触呢？曰“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藉藉，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柄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面对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人们，白居易好像并不打算讨皇帝和他身边的宦臣的喜欢，依然我行我素。对于把名利看淡的老白来说，无非降了两次行政级别，少拿点奉禄而已。
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和他的诗歌。爱人民者，人民恒爱之！